三请丰子恺

丰子恺在陕西南路寓所“日月楼”前留影（上世纪60年代）

来源 l《世纪》杂志 2003年3月刊

作者 l 邵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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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上海地区的“反右”斗争已经结束，经受挫伤的上海中国画院（筹），逐渐恢复元气，画师们慢慢有了生气，党员干部也敢于抓业务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一直关心着画院，在他的运筹下，开始部署正式成立上海中国画院的事宜。我当时是实际负责画院业务工作，自然兴奋，按照上级意图着手成立典礼的各项准备工作，可碰上了一个头疼大事：上海中国画院第一任院长的人选还未确定。

反右运动前呼声高，有条件出任院长一职的有三位老画家：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经过反右斗争，要在这三位中遴选掌门人困难了，领导上多方考虑，我们基层干部也出谋献策。最后决定敦请丰子恺先生来担任这一要职。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及副院长（草案）提名文件（1956年）

上海中国画院首任院长、副院长的选举采用筹委会委员提名制，贺天健曾提名沈尹默为院长人选，并写道“倘沈不就，请丰子恺”。（图片自上而下依次为吴湖帆、刘海粟、贺天健亲笔书写的提名选单）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责成我和汤增桐同志来经办这件事。

当时我们和丰子恺先生并不素稔，也没有中介人，我只是读过他不少的散文，观过他不少的漫画，一直仰慕他的潇洒风神，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德高望重、艺文双绝”，任院长可孚众望。

1954年9月1日，丰子恺全家迁居于陕西南路39弄93号一座雅致的小洋楼。二楼前有天窗，晨见日出，夜透月光，主人自署其室曰“日月楼”，还挂有马一浮书的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右）和马一浮（上世纪50年代）

我们趋访丰老，说是奉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决定前来的，两次登门，两次均被丰老婉辞了。我煞费口舌，甚至说到“先生不出，奈苍生何”！丰老十分慈祥却又十分坚定，谦谢“难当大任，另请高贤”。两次趋访后，丰老似对我颇有点赏识，说我倒也是个做学问的人，但他总是列出种种理由，“不能担当画院第一任院长”。

我们无奈，直接向市委宣传部汇报请示。经分析，发现在和丰老交谈时，他似乎心有余悸。后来我们知悉数年前，在某次上海召开的市文代会上，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丰老积极发言：“希望领导上对待文艺创作，不要像园丁剪冬青树那样，剪得一列式平，那还有什么作者的个性呢？风格呢？”这话是善意的，也是正确的，可却在会上遭到众人批评。有位党员漫画家更是批评得声色俱厉。丰老大感意外，以后就很少说话了，“他心中有疙瘩呀”！针对这个问题，第三次上丰老门时，市委宣传部领导亲自登门，言辞恳切，相见以诚，丰老终于答应出任院长了。但他约法三章：

（一）上级单位召开会议，要院长出席，他年迈不出席，要请院内有关党员干部代劳；

（二）不主持院务会议，亦请有关党员代为主持；

（三）他不撰写画院文件，亦请画院党员同志代拟稿云云。

我向领导汇报了。上级同意了丰老的要求。

丰子恺漫画 《剪冬青联想》

丰子恺在“日月楼”内作画（上世纪60年代）

丰老对任画院院长，所虑也不无道理。画院同仁很尊重丰院长，但是有少数老国画家，背后不免议论，认为他是文学家、诗人、漫画家、翻译家、而不是国画家，何必强人所难，硬要人家担任中国画院院长之职呢？我几次替丰院长解释，我借重了叶圣陶说的话：

“他的画，古今都没有，很新。把诗词和画结合起来了。这样的画，是他的独创，是从中国诗趣中来的。”

我又借重了朱光潜说的话：

“和外国画比较，丰先生漫画的特点很突出，有民族传统。尽管他受过日本的影响，但他的画里基本东西还是中国传统。”

对丰子恺院长的种种议论慢慢平息了。丰老虽不亲自主持画院工作会议，但对画院工作还是相当关心。我们每周有一次向他汇报工作，他也有所垂询和指示，也常来画院，和画师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1962年，丰子恺在画院与艺术界同仁一起鉴赏画作（从左至右依次为：张乐平、颜文樑、贺天健、丰子恺、林风眠、张充仁）

丰子恺（左二）与王个簃（右三）、傅抱石（右二）等在十三陵水库写生时合影（上世纪60年代）

1960年，丰子恺（左四）在辅导画院首批学员

丰子恺（右）与程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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