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莫桑文学的再批判

《偏见集》梁实秋著

文学到底有没有阶级性？反动文人梁实秋认为：文学不应被简单地视为阶级性的反映，而应被视为人性和普遍情感的表达；文学的价值在于其能够触及和表达人类共有的情感和思想，而不仅仅是记录或反映阶级差异。

对此，鲁迅先生对文学表现人生和文学对人生的艺术表现做出了全面的前瞻性诠释，并对梁实秋等资本家的乏走狗们予以了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杂文，将梁实秋等反动文人所谓的“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虚伪嘴脸剥了个一丝不挂，体无完肤！

时隔近百年，又有莫桑等人重谈老调，宣扬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无国界，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艺术。文学反映的是人性。文学不应为政治服务。云云！云云！

果真如此么？

就拿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来看，颁给谁，不颁给谁，事实明摆在世人眼前，难道我们还看不真切吗？诺贝尔奖委员会曾将奖项多次授予了某些在国际社会上饱受争议的人物或组织，掺杂了太多而过多的政治因素，使得它早已严重偏离了爱好 “和平” 与维护“和平”的宗旨和初心。

莫桑获得诺奖事件，为何迄今争议颇大，分歧严重，群起而攻之？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是什么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思想和信仰问题。莫桑不仅不感恩祖国的养育和军队的培养，反而极力反对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说白了，就是反对穷人翻身，打着文学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的幌子，变本加厉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疯狂诋毁人民军队。试问，他的人性在哪里？他的是非标准又在哪里？其作品的阶级属性难道真的是“〇”的存在？

莫桑有句格言似的“名言”，就是：“我有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她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好冠冕堂皇的“偏见”！好个正义凛然的两面人！真的是站在了道德最高点上俯瞰小小寰球了！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是有阶级属性的。如果说莫桑的作品没有阶级性，那为何一提日本《北海道的人》，就惊喜万分，大赞特赞不已，猛赞狂赞不休，景是“奇景”，人是“勤劳和谦恭的好姑娘”，吃的是“一份马的食谱：燕麦、苜蓿、葵花子、蜂蜜、大蒜、大酱……吃得真好啊”！连那里的马都是“幸福的”。结尾绝妙，饱含热爱之意，畅抒对北海道和民众的赞美之情，情不自禁地，鬼使神差地带上了个人倾向性和“阶级性”：“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对他们的感激，将会伴随我们一生。”另外一个目的是宣扬“赴瀛不诉劳工恨，举杯却唱樱花歌”‌！然而，莫桑一提中国人民就反感得很！不由得拳头紧握、眉头紧锁、恶毒诅咒、无耻谩骂，仿佛是与之不共戴天一样！

所以，要说作品没有阶级性，是假的，是哄人的，是骗人的。莫桑的每一篇小说都有意识地烙上了深刻的阶级属性。如果你不是坏，不是思想上染有贵恙的异类人，那么，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莫桑小说的阶级属性是极端反动透顶、恶心歹毒至于无与伦比的。

文化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去为谁服务，则更重要！如果我们的作家诗人或知识分子都不去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大众服务，而是为一小部分的精英阶层服务，甚至乐颠颠地为反动势力张目、效力和服务，为帝国主义分子帮衬助威，做八哥似的传声筒，屁股歪坐了，写出来的文章，肯定也“正大”不了，而必然是丑的、歪的、臭的、坏的。“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屁股坐歪了的莫桑把好人看成是坏人，把坏人看成是好人，莫粉为莫桑丑化八路军、美化日本鬼子、玷污领袖、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毒草百般辩解，也是一群屁股坐歪了、坐邪了、坐偏了的人。

同样是在山东，为何看不到莫桑笔下出现解放战争感乎天地的真实故事呢！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47年的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地点是山东临沂。以当地妇救会会长李桂芳为代表的32名红嫂，为了让人民解放军快速渡河，支援并打赢孟良崮战役，竟然用自己的双肩搭建起了一座火线桥。在军民之间用血脉和情感连城的桥的这一端，连接着的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岁月；另一端，连接着的是新中国的成立和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可以说，这之躯“建成的，”是人世上最美丽的彩虹、最壮丽的桥！

有人终身残疾，有人一生不孕，有人英年早逝。对此，我们华东军区总司令陈毅感慨万千动情地说：“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的人民！”

请问，巍巍的《东方》有没有阶级性？杨朔的《三千里江山》有没有阶级性？曹雪芹的《红楼梦》有没有阶级性？莫泊桑的《羊脂球》有没有阶级性？高尔基的《母亲》有没有阶级性？没有阶级性的作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获得诺奖的韩国女作家韩江拒绝出席为她举办的颁奖会？为何我国的莫桑忙不迭屁颠屁颠地穿上燕尾服，扎好白领结，满心欢喜，满眼春风，一路狂奔，去西方大堂毕恭毕敬接圣旨似的前去领奖？

有没有钙和骨气，有没有阶级属性，是考验一个作家有没有人民观和家国情怀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