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中国人民大学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两弹一星”元勋

“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火箭之王”

……

今天是钱学森诞辰113周年

让我们一起重温

《中国人民大学报》的这篇报道——

《钱学森与中国人民大学》

致敬中国航天科技

浩渺星空中那颗最闪亮的星

1987年5月15日，钱学森先生（以下简称“先生”）应袁宝华老校长之邀来我校演讲。

先生说：“同志们要我来讲‘吴玉章学术讲座’的第一讲，我感到很光荣，但又感到自己能力有限困难不少；可是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对吴玉章同志的敬意。”

先生的演讲主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洋洋洒洒1万5千多字的学术报告，表达了先生对我校培养党和国家栋梁之才的真切希望。

“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指示：“要考虑把航天部总体部的经验推广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此后的30年间，先生广泛深入地研究和“涉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开展了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

▲1964年，钱学森在课后给同学们解答问题

1986年起，我校哲学院黄顺基教授就“社会科学”问题与先生的书信往来计有33次，直至先生卧病在床才惋惜停笔。也是在这段时间，先生与我校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也多有书信交集。这期间，先生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我校学科建设、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问题等方面的书信多达数百封。1989年1月25日，萧延中教授给先生写信，争论科学与文学艺术相结合的问题。对此，先生复信中说：“科学技术工作中不能只用抽象逻辑死心眼地干工作，那不会成大器的。有作为的、对人民有贡献的、聪明的科技工作者是抽象（逻辑）思维和形象（直感）思维并用的，有时还得靠灵感的帮助。所以科学与文学艺术是相通的。”“这也说明：人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既不能是死心眼的所谓‘科学家’，也不能是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所谓‘艺术家’。”

2009年11月17日，为表达对先生的纪念，我校召开了以“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为主题的座谈会。会上，哲学院欧阳志远教授在谈到我校专家学者与先生往来书信的体会时说：先生的科学实践对于自己的学术启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一、倡导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引发展方向并指导科学实践；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科学方法；三、按照科学精神提出杰出人才的培养问题，等等。黄顺基教授则在概括先生的重要特质时说，作为一代科学伟人，钱老“离经不叛道”，致力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他不仅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在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很多建树，并且充分肯定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他拥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科学问题，对即对，错即错，从来不讲情面；他怀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时刻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

用“大成智慧”培养创新人才

提起先生与中国人民大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先生的堂妹、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钱学敏教授。作为家人，她“从来不喊钱学森‘哥哥’，而是习惯地叫他‘钱老’”。因为，她对这位精心栽培自己的长辈充满了敬意。1989年，因先生获得“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等荣誉，钱学敏教授曾拜访堂兄，拟议为其作传。先生的答复却是：“‘钱学森’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传记’等我去见了马克思你再写，现在咱们一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好不好？”正是从这时起，先生的“大成智慧学”即与我校的人才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等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9年，钱学森与钱学敏在一起交流

先生的“大成智慧学”（Science of wisdom in cyberspace），实质就是从大宇宙的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引导人们尽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对这一学问，先生的英文表述为：“Theory of metasynthetic wisdom utilizing information network structured with Marxist theory”。关于认知这一学问，先生说：“大成智慧学”的实质与核心“在于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整体（形象）思维与细部组装向整体（逻辑）思维合用；既不只谈哲学，也不只谈科学；而是把哲学和科学技术统一结合起来。哲学要指导科学，哲学也来自科学技术的提炼。这似乎是我们观点的要害：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1993年7月8日，先生在给钱学敏教授的信中更画龙点睛地描述：“人的智慧是两大部分：量智和性智。缺一不成智慧！此为‘大成智慧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CCTV《面对面》节目关于钱学森的报道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先生向国务院总理郑重地提出了益于国家永续发展的“钱学森之问”。先生认为，求解这一问题“希望在青年”，在发展“大成智慧教育”。他说：“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运用人类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所积累的知识，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共“分11大部门和从每个部门概括出来并通向全体系最高概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不同学科知识间的“跨度越大，创新程度也越大”，这就“促使我们突破障碍，从而做到大跨度的触类旁通，完成创新”。很明显，人类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科学解决知识的传承，其关键就在人才培养。为此，先生始终期待着这一理想的实践，曾激情满怀地写信给钱学敏教授说：“我想我们人民中国就该创新大成智慧，为世界作好事！”

注重研究世界社会形态问题

“人民大学不会忘记钱学森”。应当说，这句话代表了许许多多人大师生的心声。1989年9月5日，先生在认真阅读了我校教师参与编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等多部学术著作和教材后，认真地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的科学本质和时代精神的独创见解。1992年3月30日，先生在阅读了由我校庄福龄教授和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共同主编，且已部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后，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发展它要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哲学不仅要努力汲取古今中外传统文化的精华，还要扎根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他希望，八卷本的最后一卷能有新的观念、新的发展。时值1996年，这部著作全部出齐。并且，自1997年起，这部著作先后荣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一等奖，且入选《中国文库》。时光荏苒，人们怎么也忘不了先生的种种关心。

▲CCTV《国家记忆》节目关于钱学森的报道

在当年“吴玉章学术讲座”中先生曾指出：“当今科技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将会进入‘第六次产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信息技术革命和系统科学对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先生十分期待我校能为党和国家培养专门人才，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进入本世纪，先生常来我校西郊校园走亲访友，开展学术交流。师生们知道，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总是牵挂着中国的人才培养问题，对我校的育人工作也始终抱有期待。目前，“顶层设计”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等决策均已经写入党中央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等论述业已深入人心。

▲晚年时代，钱学森与夫人蒋英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正在迈向世界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始终能感悟先生温润的目光，也一定能如先生所期待的那样：“不断培养出大智大德、勇于追求真理、敢于创新的杰出人才、帅才”。

（原文刊载于2015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报》，有删改）

《与大师的对话——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与钱学敏教授通信集》

责编：凯怡 诗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