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当时只道是寻常——追忆恩师王炳照先生

王炳照先生（1934.12.15-2009.10.5），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曾担任第三届、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和教育学部人事委员会主席、《教育史研究》副主编、《教育学报》首任主编，总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通史》等三大中国教育史通史类学术巨著，在先秦教育思想研究、孔子研究、书院史研究、科举史研究、蒙学研究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等领域多有卓见。王炳照先生在全国教育学科发展、特别是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二代教育史学者中的杰出代表，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育史教师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等各方面的贡献卓著。

王炳照先生

每个人心里大都有一个念念不忘之人，不管岁月悠长，不论阴阳相隔，一旦触动记忆的阀门，那些藏在心底的往事，恍如潮水，依然澎湃，触动心弦。

数周前，接院长通知要在12月15日举办教育史教材建设暨王炳照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会议，作为先生的小弟子，尽管我的名字忝列会议联系人之列，因有师兄坐镇，再加上是院长出面张罗，实际上没我什么事，我便依旧忙于上课，忙于教材撰写，忙于和学生们读书，忙于各种文债……我知道，潜意识中的自己在极力回避，我不想追忆先生，一如这十五年来，似乎只要我足够忙，我就会忘掉那个梦魇般的现实。随着会期临近，师母从万里之外的美国发来视频，不时有外地的同门联系，我开始心神不定，勉强自己收起鸵鸟策略，请学生去图书馆京师文库将先生指导的40多位博士生的论文封面一一拍下，准备与先生70岁生日那天的视频混剪，做个生平短片。为补充图片，趁着周末，心情还算平静，取出贴有“王老师资料”标签的移动硬盘，翻检到十四年前那批纪念文章的电子版，当时只印了论文集，未公开出版，我协助俞启定教授编选后再没看过，几乎没了印象。我打开了自己写的那篇，猝不及防，伤感席卷，往事在眼前一幕一幕打开。

一、初识先生

第一次见先生是2001年9月，在北师大研究生的“中外教育史专题”课堂上，那年我研二，属于蹭课。为了拓展学生视野，河南师大研究生院选派学生到知名高校课程联培，那年我和中文系的安娜一起到了北师大，专业方向是课程教学论，她去了文学院，我则在教育学院跟从裴睇娜教授，除去规定的学分课程，还有混在一大群访问学者中每周一次观摩裴门读书会，其他时间都归我自己，我根据自己喜好，筛选了教育、历史还有中文三个院系的课程表，开始大规模“蹭课”，只要时间错得开都会去听，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先生的。第一次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先生讲的是诸子百家终结的学术发展趋势，他讲了如何奉师命去挖掘《吕氏春秋》教育思想的一段趣事，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原来教育史这么好玩，还可以如此做研究。课后我找来《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反复品味先生所讲内容。整整一个学期，我都坐在第一排，从未说过一句话，近距离观察课间同学们围绕上来讨论问题，我能清楚看到、听到他们的一问一答，先生声如洪钟，笑声朗朗，我被深深吸引，暗下决心，就报考先生的博士。当然，此时先生对我毫无印象。

先生上课照片

和先生的面对面的交谈，是在2002年7月。实际上，期间我曾通过裴门弟子联系到先生在读博士生何红玲师姐，她住在服务楼，因都是河南老乡，对贸然来访的我很热情，给我讲了好多趣事，主动提出带我去见先生，不巧先生出差只好作罢。社恐的我便偃旗息鼓，直到离开北京前硬着头皮打办公室电话，是否能去拜访一下，先生爽快答应。具体谈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带了束花去，先生呵呵笑着，说花很漂亮，还说一个大老头要花干什么，我简要陈述了自己的考博士的想法，不到二十分钟就告辞出来，并顺手带走了那束花。

再次见面，就是2003年3月的入学考试，当时博士招生考试还是只要报名就能来参加考试，而且为了避免考生奔波两次，都是笔试完就举行面试，印象中那年报王先生的有24人，由于报考人数多，竞争异常激烈，面试时候还临时加了新一轮笔试，要求考生选择一个教育论著或教育名篇，就其中的教育思想做出评价，我选了《吕氏春秋》。在漫长的等待中，终于轮到我进去面试，面试小组中有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相对冷僻的题目，说其他同学选择的是《论语》《学记》《师说》等（后来才知道是俞启定教授问的，我当时不认识），我坦言是“投其所好”，说我以前在课堂上听王老师讲起过他和《吕氏春秋》的故事。入学后听当时负责记录的杜纲师兄讲，等我出去后，先生对我这样的回答，以及“喜欢繁体字的竖溜溜排版的书”而报考教育史、“对将来的研究方向没有考虑过”等答案，哈哈大笑。后来，先生多次和我说起这些“惊人之举”，对我“报考博士，不仅仅是老师在选学生，也是学生在选导师”的“高论”以及带走花束的率性而为，觉得这个小孩很有趣。

考前考后，都不断有人对我讲，考博士主要是看师承、人脉，甚至在等待面试的时候，一位来自京城高校的考生直接讲，说像我这样没有任何关系的地方院校的考生基本没戏，种种说辞让我有了很深的挫败感、无力感。5月份，成绩出来好几天了，我才犹犹豫豫打电话给先生，向他汇报考试成绩，并试探询问排名情况，他哈哈一笑，首先问我是否还停留在北京，“成了疫区了”，然后才说成绩他早就知道了，还说“你是报考我的最后一个打电话的，你还真沉得住气，不过你专业课考的不错，排名第一”，叮嘱我要好好锻炼身体，写好毕业论文。听到这么和善、关切的话语，我一股脑地把听到的说法倒了出来，先生静静听着，最后很坚定地说，“我不是这样的，而且我相信北师大的大多数老师也不会这样。”时至现在，我自己也开始带博士，每当有人询问北师大考博的情况，我都会把先生的话讲给他们听。

二、担任助教

真正和先生熟识起来，是入学后的第二学期，教育学院从博士生中挑选一批学生给导师作助教，每个月工资160元，听说由研究生院和导师共同负担。助教跟随上课、记录、批改学生作业，并负责帮导师填表、报账等跑腿的活。我被任命为先生的助教，用先生的话讲，可以比较心安地指使我干活了。

实际上，先生好多事情都事必躬亲，我可干、能干的活并不多，学生作业先生会亲自批改，每次上课先生的教案都比较认真，我这个助教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我最经常干的就是跑跑腿，去院里报账、填表，邮局取送东西。院办公室的陈强老师、刘烨老师、袁老师他们后来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刚开始他们不大记得住我的名字，看我也是一副很高大的身材，总开玩笑讲“找王老师的闺女”，刚开始我并不知道，先生笑着告诉我，还饶有兴趣地给我讲了他的另外两个“干闺女”的由来。先生总讲，办公室老师很辛苦，要特别尊重他们，这些玩笑能调和气氛，大家呵呵一乐多好啊，先生经常下楼找安国才老师抽烟，“安子，到地头了，来一袋烟吧”。先生生病后期，身体特别虚弱，医生下了“禁访令”，当我们陪护的弟子告诉先生有人要来探视，先生总说“心领了，不要来回跑了”。当我给先生讲办公室老师特别想来看看他时，先生却像小孩子一样，眼睛亮晶晶的，很兴奋地策划合伙骗医生的办法，让我“中午偷偷带他们来，就说是家里亲戚”，很期待看到他们。办公室的老师如约而来，先生还强打精神，坐在沙发上和他们谈笑风生。半月后，当办公室老师听到先生离去的消息，哭成了泪人。

我一直很惭愧，这个“助教”帮不上先生什么忙。先生总是呵呵笑着，说我动作麻利，用处很大。先生不止一次笑着讲，有了我这个打字快手的支援，他逐渐打消了先前准备封笔的念头，每年都有一两篇文章问世，反响不错，几乎都会被转载。先生打字用的是“一指禅”，而且他学的是俄语，对英文、汉语拼音比较生疏，常常面对整个键盘，不知道如何下手，差不多一分钟一个字的速度，他总笑着讲，有我帮忙，他打字的水平更是止步不前。他写文章还是习惯用大16开的稿子，一笔一划地写着。看多了先生的手写稿，他的不少简写字我也能顺利猜出，慢慢地，先生就直接看我的打印稿校对、修改，我几次曾偷偷改过先生的句子，刚开始他一眼就看出来，我便乖乖改回，后来，有两次居然蒙混过关，我很开心，以为自己模仿先生的口气像了，他看不出了。有一次无意间和师母聊天，她说“王老师说你总偷偷改他的句子，还说你进步很快”，我才知道先生一直都知道，只不过为了鼓励我，不当面指出罢了。

作者周慧梅读博期间与导师的合影（2004）

我做这个助教收益太多。就拿文章来说吧，我喜欢一气呵成，兴尽而止，不大讲究规范，每次写完文章，直接就Email给先生，他总是认真打印出来，一页一行，一字一句给我修改，每次都会笑着讲，“满页飘红啊”。先生写文章是打好腹稿后动笔，虽写作期间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打断，但他居然能思路不受干扰，他每次给我的手写稿基本上“字面整洁”，涂改处不多。先生每每笑我写文章时太“大张旗鼓”，不仅要“闭关谢客”，甚至连手机都关掉，虽是“快刀手”，但错别字太多，而且思路跳跃，不大连贯，要我继续向他学这个本事。我逐渐形成了习惯，不论写什么，最后总是先生来把关定稿，这样心里才踏实。先生离去，怎不让弟子惶恐，伤悲?

我从先生游七载，最大的收获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先生古今中外的“神聊”，谈学问也谈人生，谈学问中的人生，谈人生中的学问。先生喜欢品评人物，喜欢讲故事，喜欢谈论轶闻趣事，不仅仅是有趣，而是“安危显大节，琐事见性情”。在我看来，先生的闲谈、说今道古和著文立说同样重要，而且这种“神聊”因为配合了先生的音容笑貌，言语幽默更见真性情，自有一份独特的魅力。因为助教的身份，我比其他弟子有更多的借口去叨扰先生，常常下午五点半从图书馆出来，会去办公室转一圈，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工作后。如果先生不忙，我会给先生谈一天看书、抄书的收获，还有家长里短，拉拉杂杂，没有什么逻辑。有时先生也会随手拈来一个话题，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谈到兴奋处先生常会哈哈大笑起来。不知不觉，窗外已经暮色苍茫，办公室的烟雾也越来越浓，先生在神聊的过程中，总是会不时抽上一支烟。几年过去了，我也算是久经“熏陶”。

最让我感叹不已的，不是先生博学深思，而是先生的宽容。学术上先生很宽容，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便不再苛求，因此先生弟子中颇有不循规蹈矩者。对于人生，先生亦很宽容，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先生视为过眼烟云，根本不放在心上，不是健忘，而是推己及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先生常讲，每个人都有为难处，得饶人处且饶人，与人为善是最难得的。

读博三年，我都处在迟来的叛逆期状态，深陷“拟把疏狂”当个性而不自知，先生的宽容更放纵了我的任性，后来我也因此吃了大苦头。在先生的众多弟子中，我是少数几个敢和先生“没大没小”的，先生也多次半开玩笑感叹带我是“费心费力”。也许正因为顽劣不堪，先生才决定将我留在身边，以便随时训责教导。众多弟子中，先生和我费时最多，花的精力最大，可我却是不堪造就，数次惹得先生大动肝火，和我拍了桌子，我却依旧梗着脖子不服软。先生生病住院后，高大魁梧的健壮身体一天天虚弱，我数次向先生检讨自己的不肖，并再三保证等他病好后绝不再气他，听我极为认真的反省反思，先生淡然一笑，说也就是看他生病才如此乖巧，笑称凭我的段位还气不到他，只是着急“你啥时候能长大”而已。

三、蹲班生与监管者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民国时期社会教育，是先生正在做的“中国社会教育通史”大课题的一部分，题目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众教育研究》，当时学界还没有多少关注，也没有数据库，资料芜杂散布在海量的民国期刊和各地档案馆中。博士期间，我绝大部分精力用在资料收集翻检上，毕业论文写得十分吃力，那些极力想去阐述的东西恍如隔了一层面纱，影影绰绰却始终看不真切，感觉特别糟糕，内心的惶惑无力感并没有伴随答辩结束而终止。先生察觉到我的情绪，笑着讲“不要着急，又没有让你一毕业就出版博士论文”，接着为空有大量史料的我描述蓝图，说等我把论文中三章均作了专题研究出了书，然后再回头修改出版博士论文，到时候神秘面纱自然会飘落，“总-分-总”一套组合拳下来，“一石四鸟，你这个博士论文做得太值了”。我的焦虑被先生的幽默化解几分，把这个蓝图当作先生鼓励我的话语，一点都不相信，先生却为我“再读两年书”积极行动起来。

2006年7月，我从教育学院博士毕业，直接进入了本校历史学院做博士后，合作导师是魏晋南北朝大家何兹全先生。据说何先生是“被导师”的，杨共乐教授曾半开玩笑地和我说起过好几次，说当初王先生给他打电话，希望我能到历史学院去熏两年，他就把历史学院的老爷子抬出来了。第一次去小红楼拜见何先生，就是时任历史学院的杨院长带我去的，同时去的，还有王炳照先生和我的师兄徐勇教授，他毕业于历史学院。徐师兄曾和我打趣，说三个教授陪着一个小博士，浩浩荡荡的大阵仗。见面后，王先生持弟子礼，很恭敬地对何先生说“把我的不成器的小徒送您这里，给您老添了麻烦”。何先生很谦和，连声说“不敢当”。当我给他看学校统一印制的《博士后进站协议书》，他取出眼镜，仔细正反看了两遍，在“导师意见”一栏中极为认真地签下“非常高兴合作，何兹全”。对于我的指导，何先生说他全权委托王炳照先生，他是“挂名的”导师。于是，我这个挂在何门的弟子，重新回归大部队，师兄们笑称我是“蹲班生”，王先生依旧担负着导师之责。

这时候我还处于叛逆期的余绪中，对于“蹲班生”这个戏称，面上笑嘻嘻的，心里却是颇有情绪，几次下来，连带着对先生让我进博士后流动站的安排也别扭起来。每每看我情绪起伏、生闷气，先生就提起那个“总-分-总”组合拳，称“国家给你钱给你住处养着你，让你再多读两年书多好，刚好磨磨你的性子”。随着博士后基金的顺利批复以及在湖南省档案馆颇多收获，加上师母几乎每周一次的美食滋养，尽管我还不相信先生描述的蓝图，但心情慢慢沉潜下来。

按照先生筹划，征得何先生同意后，我选择了博士论文中的第四章“民众教育馆”做了专题。在开题报告会上，先生邀请了俞启定教授、于述胜教授、徐勇教授、孙邦华教授、施克灿教授参加，“帮着出出主意”，诸位老师都全程参与过我博士论文的开题答辩过程，这次开题整体评价都说“从容”了，其中一位还笑着说，如果颠倒过来，你当初博士论文选了民众教育馆专题这个“小”一点的，肯定就不会那么吃力，每天都“一脑门官司”，大家都纷纷附和。在轻松氛围中，我也开玩笑诉说老师“指挥失误”。先生面对我的“讨伐”，微微一笑，抛出他的“森林-树木”论，他说“学生论文选题，特别是博士生，选题基本奠定了之后的研究方向，向来有‘大题小做’和‘小题大做’两种意见，‘小题大做’诚然好，能特别深入探索一个专题，但不能一概而论”，得看学生性格和选题的性质，对于少有人探索的领域，“如果不知道整片森林是如何规模，哪怕你把那棵树放在显微镜下，那棵树挖掘的越深入，可能就会偏颇得越厉害，‘自说自话’，‘蔽于一曲’，‘失之一隅’很常见”。先生说着说着严肃起来，我的博士后开题报告会是在沉默中散场，原本定好的聚餐也不了了之。

实际上，王老师这个选题论，我在不同场合听到很多次，他大多会以“买菜”来比附，他总是笑着将收集史料比作去菜市场买菜，菜的种类多、菜色全是做出一桌好菜的前提，推论开来，选题亦是视野开阔一点好。那个时候，这些道理仅限于听听而已，心里没有多少共鸣。

在王老师指导下，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顺利杀青，报告何先生后，他委托他的两名高足——陈琳国老师和宁欣老师仔细审阅，还专门打电话向王老师道“辛苦”，并请他来作我的答辩主席。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会那天，已98岁的何先生早早穿戴整齐，准备结束后合影留念；中午还专门在实习餐厅定了房间，说要亲自答谢帮他带学生的诸位同仁。吃饭期间，何先生说他是间歇性耳聋，大家说什么不用理他，他的任务是付账，还有就是给大家讲三个笑话助兴。吃饭期间，我和何先生讲了开题会时的插曲，何先生很认真听了，说王先生是大智慧，如果你能坚持这套组合拳，或许真能在民国社会教育领域做出点名堂。

博士后出站何先生请答辩委员会饭后合影，作者周慧梅后排左二（2008）

照片中的人都笑眯眯的，先生更是笑得开心。实际上，那段时间，他因身体不适在北医三院住院治疗，专门和医院请假回来主持。我出站后留校工作，遵循先生嘱咐，将“总-分-总”组合拳比划下来，他当年描述的蓝图一点点变成了现实，可是，先生再也看不到，怎能不伤悲？

四、整理口述史及其他

帮先生整理口述史的动议很早，2005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教育学人”约稿，我和克灿师兄一起承担了这个任务，完成了约1.6万字的《敬业勤学，乐观豁达——王炳照先生的学术人生》，发表之后反响不错，早年毕业的弟子们纷纷动议在此基础上做老师的口述史，也有出版社来约稿。但王老师态度很坚决，说“我就是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什么可以立传的”，“你们有精力去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吧”。

实际上，老师一直注重和提倡教育史研究方法创新，他是非常支持“口述亲历”这种记录史料的形式。在协助他做“北师大百年校史”过程中，他多次给我讲要抢救史料，有意识地指导我去访谈潘欢怀先生、程舜英先生、蔡春先生、何兹全先生、龚书铎先生、王世强先生等，叮嘱我要录好音、做好笔记，说这些都是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他一直以为自己还不够老，应该把时间挪给这些老先生。几位师兄要我平时留心，为老师的80寿辰出一本口述史早作准备。几年来，日常也积累下来不少材料，但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我以为还有好多时间可以慢点做，岁月悠长，有的是时间啊！

2008年底，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拟在《讲述》专栏连载王老师的口述历史，希望我能帮助整理，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就“先斩后奏”，然后用“这是宣传部的任务”来“软磨硬泡”老师。之所以敢如此放肆，是我知道他一向遵从“组织安排”，老师果然“中招”，不再反对。年后不久，师大出版社郭兴举编辑约稿，建议在这个基础上作“王炳照口述史”，“毕其功于一役”，老师也就不再反对，我们列下了一个简要的计划和整理原则。那段时间我在校办，白天工作忙碌，查漏补缺的记述只能放在下班后，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在晚上完成。为了能按时在2009年6月底拿出初稿，我又恢复到读书期间的习惯，整理完一部分，就用电子邮件发给老师，他打印下来，逐句审核，然后集中时间，他再一一指给我看，逐一修改。

老师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他经历的好多事情都能详细地讲出个来龙去脉。老师1957年进入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1961年服从分配进入第一届中国教育史研究班继续深造，担任班长，受邱椿、邵鹤亭、瞿菊农、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先生等业师指教颇多。1965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史教学科研第一线。老师特有的豁达、幽默，还有对新中国60年曲折历史的亲历，自然形成了他口述历史的独特风格。我知道，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60年教育史学科发展的历史，其中包含着忆旧的温馨，峥嵘岁月的坎坷，包含着对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后的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激动，还有对学科将来发展的展望。在整理的过程中，我能真切感觉到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感情，对他已经学习、工作50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热爱，更有对为之奋斗了50余年的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深深眷恋。他喜欢讲故事，喜欢笑，喜欢在轻松幽默中说明自己的一些想法。在整理口述史之初，他便和我明确了体例，希望能将这种风格在口述史中体现出来。

记述故事的过程是轻松的。随着老师的讲述，我仿佛穿行在历史故事的隧道中，在这里，既有30年代的冀北农村人们生活的窘迫，也有农民对私塾教育和新式教育的真实心态，既有贫瘠童年生活中的些许快乐，也有农家子弟求学路上的种种艰辛和偶然；在这里，背影日益模糊的研究班导师群体慢慢清晰起来，独特的精神风貌卓尔不群，消逝在岁月中的青春也随着那火热的年代逐渐鲜活、青葱，仿佛就在眼前；在这里，我不大熟悉或原本熟悉的教育学院的老先生们，卢乐山、黄济、顾明远、吴式颖、王策三、厉以贤、孙喜亭……；较王老师年岁稍小的王善迈、靳希斌、林崇德、王英杰、劳凯声、俞启定……；王老师研究班的老同学，苗春德、雷克啸、陈德安、苏渭昌、宋元强、邱槿、何晓夏……，还有河北大学的滕大春先生、阎国华先生，华东师大的瞿葆奎先生、李国钧、孙培青、江铭、张惠芬和郑登云“五虎上将”，厦门大学的潘懋元先生，浙江大学的田正平，还有周洪宇、杜成宪、刘海峰、刘虹、阎广芬等教育史的中青年学者……老师如数家珍，津津有味地讲着他们之间的交往，他们之间发生的逸闻趣事。这些原本不在我们计划之中，老师谈得兴起，我也听得耳热，常常不知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夜幕降临。这时候，师母催促回家吃饭的电话会适时响起，我便自然而然到家里蹭饭。晚饭后继续开谈，有时候师母也会加入进来，饶有兴趣地回忆他们共度的峥嵘岁月、苦乐人生。我常常产生一种错觉，我不是在整理老师的学术人生，而是在做一部浩大的中国教育学百年史，他们的故事在口述史中得以延展。

整理口述史的过程是艰辛的。口述史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虽然前期已有一定的积累，整理成文的进展还算顺利，但成文后史料的核对和确认，老师一丝不苟，是以一种史学家的严肃态度来对待的。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资料，常常要查阅大量的文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本科阶段和研究班，他说时日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特别是研究班，说当年全校共招收研究生39名，他们班占20人，该年正式实行导师个别指导制，有很多开创性的做法，这段历史值得后人研究，不可马虎。他要求我抽时间到学校档案馆核查1960-1965年之间教务处、校长办公室和党办的相关卷册，我多次往来档案馆，还请学生帮忙复印。起初我对这个做法有点不解，嘟囔“这哪里是在作口述史，就是在作论文啊”；“口述史不就是有个人色彩较浓、不大容易客观的特色吗！”，老师笑笑，说“从我们这里尝试着做点改进吧”。这个尝试背后，我体会到一个老教育史工作者对新的研究方式、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执著追求。

口述史整理又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历程。那段时间，我正“借调”校长办公室，很少能正常下班，还常因搞不清楚办公室的“眉眼高低”而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和先生约好每天下班后来英东楼，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准时过，7点左右到办公室是常事，老师仍然等在那里，有时还给我准备了饼干、饮料，还常常特意打电话让师母为我准备好吃的。看我带着情绪抱怨，老师总是笑着安慰我“向前看”，“是个刹性子的好机会”。告诉我如何处理工作与专业之间的关系，“接受不能改变的，做好自己”，保持乐观的平常心。先生不止一次叮嘱我“要沉得住气”。说这话的时候，先生总是深吸一口烟，一脸刚毅。

结语 西湖的那条红鲤

2010年年初，已在美国安家的王增科博士打来电话，照例说起了先生，她是元旦给先生祝贺新年时才惊闻噩耗，感慨唏嘘往事，她突然问我，还记得西湖那条红鲤吗？

怎么可能忘记那么神奇的祥瑞呢？2004年6月，我和同届的增科一起跟随王先生、俞老师两位到杭州开会，会议方安排了游西湖。那时西湖绿荷正浓，到了画舫准备登船时，突然下起了小雨，雨中游西湖，大家都说很美，更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一条红色的大鲤鱼从湖中跳到我们船上，船上的人都乐翻了天，都说是百年难逢的事情，说这个船上的人都会有大富大贵。有人还抓起鱼，专门拍了照片，在大家的欢呼声中，红鲤被放了生，欢快地消失在西湖水中。同船的有先生，还有他的老朋友、学兄李才栋教授，大家都说他们慈眉善目，身体又都这么棒，沾红鲤的福气，肯定能活到100岁。大家的笑声在西湖雨中荡漾。可是，2009年3月，李才栋先生离去，7个月后，先生也走了，都是七十五岁……

博士后在站的那两年，和何兹全先生约好，每两个月去见他一次。我每次去，即将茶寿的何先生总是乐呵呵的，却都记不起我是谁，每次都以“你是我的学生吗？我认识你吗？”来做开场白。回来当作好玩的事情讲给先生听，他总是笑着说，“说不准我到95岁后，还不如何先生呢！”先生身体一直很棒，心态又好，他自己也有信心。2009年6月底，组织部给“北京市优秀党员”录视频时，先生不无自豪地宣称：“我还可以为党再工作十年！”言犹在耳，斯人已去……人生如此无常，生命如此脆弱，在这种难以预料面前，我要做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我反反复复想着，难以释怀。

十五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我依然没有想明白。如果先生还在，鲐背之年的他会如何解答这个长期困扰弟子的疑问呢？

周慧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