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核之下，根本无学术！

本文作者为许纪霖，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以下为其分享内容，有删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国家层面前所未有的资金和资源支持。然而，在大规模投资的背景下，尽管学术研究在数量上取得了显著成果，但高质量的一流学术成果与投入相比却显得不成比例。为何中国的学术界至今未能跻身世界前列？

学术研究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工程，其中学术评价体系是核心环节。如果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研究人员走向错误的方向。

在中国高校的学术研究中，不同学科如理科、工科、医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不应采用统一的学术评价体系。本文将重点讨论我个人较为熟悉的人文学科评价体系改革。

当前，中国大多数高校的人文学科实行的是量化、外在和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首先，科学研究在中国高校被赋予了过度的重视。不仅研究型大学，即便是教学型或职业型学校，科研成绩也成为衡量学校和教师优劣、研究生能否毕业的关键指标。

教师的教学可以不严谨，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发表论文数量多，就能掩盖其他不足。许多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晋升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数量规定，而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影响着官方和民间的大学排名，成为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重要部分。

其次，评价体系的外在性体现在对论文发表质量的重视上。近年来，各大学开始关注论文的发表质量，以教育部认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发表论文为统计对象。研究型大学为了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特别奖励那些在国际学术界引证统计需要所设定的SSCI和AHCI论文系列。

此外，影响因子评价指标的出现，使得论文的好坏还取决于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证率或转载率。所谓的好论文，仅看其发表的刊物和影响因子，只要是发表在国内权威刊物或国外引证期刊的，就能获得国家、省部级和学校的奖励，而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评价则被忽视。

量化和外在的学术评价体系，其实质是以行政为主导。关于大学的“去行政化”，近年来讨论颇多，争议也很大。然而，“去行政化”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大学是否要有行政级别，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学的教学与研究事务，而是按照学术自身的逻辑，通过大学教师的学术共同体实现“教授治学”。

目前，国家与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控制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不仅垄断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学术成果的生产与再生产。

上述量化、外在化评价系统，是一种简化、实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客观、中立、科学，甚至去价值化。然而，人文学科的评价系统充满学术价值性，只能在竞争性的学术公共空间中获得其内在尺度，而无法用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标来评估和衡量学术成果的好坏。

一流的学术成果并非项目的产物。以量化考核为中心的行政化评价体制，受到工科思维的影响，特别重视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的获得。一个学者的学术能力强不强，能不能晋升职称，拿项目成为比研究成果更显赫的衡量指标。

以项目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或许适合工科、理科和医科，也部分适合某些社会科学，但不一定适合人文学科。因为古老的、传统的文史哲学科，最需要的是闲暇和自由，却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

历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学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是个人按照自己的学术偏好、长期思考和研究而获得，几乎没有一个是大规模资金投入的产物，更非团队攻关、合作研究的集体智慧结晶。前几年教育部有关部门的统计也发现，在省部级奖项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项目成果，而是个人自由研究的结晶。

一个常规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资料、数据收集与学术交流经费之外，其实并不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学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够让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

物质性的生活条件是让其能够不必因稻粱谋而影响研究，能够凭自己的教职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过虽不富裕、却比较体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条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学术自由，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兴趣或者对学术前沿的判断，自由地选择研究的课题、方向与方式。

今日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师的工资收入偏低，维持和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性条件一部分要靠争取项目获得变通性补贴。于是，课题的设计与选择异化为稻粱谋的工具，学者注重的是投入/产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何以最捷径的方式完成项目，而个人研究的旨趣、创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

任何学术的创新都是一项有风险的事业，创新越大，风险也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项目评价机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则，学者们纷纷选择那些四平八稳、包赚不输的平庸选题，人文社科项目包括重大项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学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条件也变得越来越稀缺。过度的升等压力和生存竞争，使得学者们特别是年轻学者忙于应付升等的量化指标，生产达到发表及格线的短平快作品，没有闲暇和耐心细细打磨学术精品。而人文学科的经典通常都是闲暇的产物，是长时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青年学者进所之后三年之后不准发表文章。老一辈的大家经常告诫年轻人：要做大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厚积薄发，养成大气。一有心得就发文章，气散能尽，成不了大学问。然而，如今的年轻教师进入大学之后，三年不发文章，连饭碗都成问题。

这套学术评价机制，与奖勤罚懒、优胜劣败的公司化管理共享了同一个对人性理解的逻辑，即人性在本质上是堕落的、趋利避害的，假如没有“一条鞭法”式的奖勤罚懒措施在后面鞭打，教师们必定懒惰成性、疏于研究。的确，如今的中国大学教师队伍良莠不齐，混口饭的大有人在。

然而，这种鞭笞懒汉式的工厂式管理，可以让东坡先生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让真正有学术兴趣的学者疲于完成量化指标，不再有闲暇从事有价值的学术创造，真可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而一流的学术成果不是由一千个平庸者、而是由八百个学术精英创造的。一个好的学术评价体制，与其让优异者与平庸者在同一条跑道上疲于奔命，不如适度地容忍平庸者，让学术精英有自己的自由创造的空间。

要解决这个难题，关键是打破一刀切的量化，实行可自由选择的双重评估体制，即在一般的量化指标之外，另辟“代表作”评价体系，让那些真正优秀的学者摆脱繁重的量化考核，以自己优秀的代表作参与竞争，证明自己。

要创造一流的学术成果，核心是尊重学术、尊重教师。所谓尊重，不仅是为其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更要紧的是尊重其学术与人格的尊严。学者的内在人性有复杂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与普通人无异，有趋利避害的惰性，另一方面，由于其从本科到博士长达十多年的专业训练，使得他对学术多少有一点超越功利的内在兴趣。

一个好的学术评价制度，可以帮助学者克服自身的惰性和功利性，将其对学术的内在兴趣激发出来，成为可持续的研究动力。而一个不好的评估体制，要么是干好干坏一个样，纵容懒汉，要么是逼迫人人都成为功利之徒，而失去学术的内在兴趣。学术评价体制改革的核心，不是激发教师追名逐利的外在竞争动力，而是如何保护和发掘他们的内在学术兴趣。是兴趣、而非功利才是创新之母。

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尺度

如何在学术评价体制方面“去行政化”，实现学术评价体制的创新？核心的问题在于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的价值标准。

如今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的学科排名，还是民间各种大学或学科排行榜，皆遵循同一个评估标准，即以一系列量化的数据为基础的评分制，而对教师的能力、研究生论文的评审，也是一张分解为各种要素的打分表。这种“数目字崇拜”的评估标准，是否适合理工科不敢妄断，至少是对人文学而言，乃是形式上的科学、实质上的不合理。因为一篇文章的好坏，一位学者是否优秀，一个学科是否一流，不是各项指标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综合的评价。

真正有突破性的论文，可能分项指标不高，但只要有独特的发现，就是值得鼓励和推荐的。一个学者是否优秀，最重要的是“整体观”，就像评价一个女孩是否美丽，你不能将她的五官分别打分后相加。有些美女眼睛、鼻子、嘴巴单独而论并不漂亮，但整合在一起，就有一种和谐的美。外貌尚且无法分项量化，何况学者的综合学术素质？

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一级学科评估，也是以打分为排名基础。然而，这张名单在各学科之中招来众多非议，因为与学界自身的“隐匿排名”差异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