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北大不拘一格网罗众家

蔡元培懂得学术民主对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罢黜百家、独尊一己的文化专制主义，实行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专长。他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他提出：“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在坚持革新、扶植新派的前提下，对于那些政治思想上顽固守旧的人，则认为只要所授课程与政治无涉，同样应该用其学术专长。

他说：“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当时北大教授辜鸿铭、刘师培等人都是新潮社学生反对的对象，一些学生曾表示对蔡元培的做法不能理解，蔡元培对学生解释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虽然这些旧派人物多是封建复古的顽固势力，反对新文化运动，但蔡元培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作了一定区别，采取不求全责备和用人唯才的方针，不拘一格广收人才。

当然，即使对于旧派人物，除了学问之外，蔡元培也还是有所要求和选择的，时为北大学生的毛准（子水）曾回忆说：“譬如，他请刘申叔讲六朝文学，决不会允许他提倡帝制；他请辜汤生教英诗，决不允许他提倡复辟。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

这表现了他既坚持政治上的是非标准，又尊重讲学自由和正当的学术研究的自由。这对繁荣学术，培育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时北大众家林立，竞相发展，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的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培以及黄侃等人，也就组成了北大的旧派，和陈独秀、李大钊等的新派相对垒。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福建同安人。早年在英、德等国学习，得过英国文学博士的学位。后受马建忠的影响，崇信中国旧学和封建伦理道德。他精通英、德、法和希腊等国语言，曾将《论语》、《中庸》等译成西文，并撰述《中国文化之精神》等书，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推崇。回国后任张之洞幕僚二十余年，后曾任清廷外务部员外郎，并赏赐文科进士。辛亥革命后，到北大任教。蔡元培长校后，以其擅长英国文学而继续留聘为文本科教授。他反对民主共和，持帝制复辟论，继续头束发辫，身穿枣红马褂。

1917年张勋复辟时，辜鸿铭曾被列名为外务部次长。这时，他在北大文科讲授西洋文学，后又主讲文科研究所的《英诗》。他虽然讲授外国文学，但也不忘把英国诗歌分列成所谓“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类。他在课堂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胡诌“春秋大义”，“君师主义”一套陈词滥调。他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18年夏，他写了《春秋大义》一文，公开提倡“尊王”、“尊孔”。说什么“至醇至圣之孔夫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彼示人以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五四运动后，7月12日，他在上海《密勒氏远东评论》上用英文发表《反对中国文学革命》，攻击文学革命论者倡导的新文学只有使人的道德萎缩，是所谓真正的死文学。

8月16日，他又在同一刊物上发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反驳新派攻击文言文难学造成中国众多文盲的观点，他竟然认为他们这些留学生能够在国内愉快生活，“应该为我们四亿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仍为文盲之事实，在每天生活中应该感谢神”。他讥讽地写道：“试想，如果中国四亿人口中之百分之九十都变成为知识分子之结果——好像在北京的苦力、马伕、司机、理发匠、店员、小贩、游民、流氓等全部都变成知识分子，并且和北京各大学学生一样参与政治，那将是多好啊！然而最近据说已有五千件电报拍往巴黎讨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们，如果四亿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全变为知识分子，并且也都和留学生一样表现爱国狂，那就请计算一下拍发的电报件数和所耗费的金钱吧。”活画出这个封建遗老的嘴脸。

辜鸿铭的复辟谬说得到一班遗老遗少的称颂，也得到帝国主义国家一些学者的吹棒。1927年辜鸿铭到军阀张作霖那里当顾问去了。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文选派国学家。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重要建树，著有《春秋左氏传略》、《佚礼考》、《庄子校义》等书。早年赞同民主革命，曾改名光汉，并著《攘书》，主张排满复汉。后参加编辑《警钟日报》，曾与蔡元培共事。1907年亡命日本，任民报记者，不久背叛同盟会，投靠清廷，充任端方幕府，干出卖同志的勾当，为革命党人所不齿。他曾上疏奏设两江存古学堂，要用儒家经说“正人心，息邪说”，妄图抵制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端方于资州被杀，刘被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为“崇硕学”，不念旧恶，亲自致电资州军政分府，饬对刘优待并护送入京。

蔡元培也奉命以教育部名义，向资州军政分府发去要求将刘释放的电报。蔡元培还和章太炎一起刊登《寻找刘申叔启事》，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小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但是，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刘师培又成为发起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鼓吹帝制，宣扬“天生丞民，无主则乱；事勿稽古，无以承天，”遭到人民群众的唾骂。

袁世凯死后，他潦倒天津。蔡元培到北大后，取其国学所长，聘为文科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史课程。他授课时着重讲汉魏六朝文学的源流与变迁，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刘师培极力宣扬陈腐的封建文化，1918年夏，曾与辜鸿铭、黄侃等人一起，欲谋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专门与《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作对。这曾遭到鲁迅的斥责。后又创办《国故》月刊，由刘师培等任总编辑，以所谓“昌明中国古有之学术”为宗旨。他们反对白话文，主张“言以从文”，反对新思潮，鼓吹“讲学救时”。他们号召所谓“有志之士”起来，“振颓纲以绍前载，鼓芳风以扇游尘”，要承继所谓“文武之道”、“六艺之侍”。在新文化运动中，刘师培成为封建复古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刘师培于五四运动后不久（11月20日）病逝，时年仅三十六岁。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早年曾组织反清斗争，遭通缉，后亡命日本，在东京曾加入同盟会，并受教于章太炎门下。辛亥革命后回国，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曾拒受袁世凯赠与的嘉禾勋章，后逐渐脱离政治，从事教学工作。他精研小学，尤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学术上多有建树，著作甚丰。他顽固守旧，骂倒一切，曾宣称“八部书外皆狗屁。”1914年起任北大文科教授，蔡元培出任后又对其继续延聘。黄侃在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扎杂记》等，讲课颇受学生欢迎。

1917年刘师培来北大后，黄侃对其十分钦佩，认为他说经有师法，不以年龄相若，师事之；于是两人结成了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同盟。黄侃反对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往往一节五十分钟的课，要用半个小时来评击白话文，谩骂新派教授；常常指名道姓，语意尖刻失态，十分放肆。后终因不满蔡元培对学校的革新，于1919年离开北大。

对于旧派学者，蔡元培同样是注意物色人才，善于发现人才。例如梁漱溟当时是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中学毕业后自·修哲学。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曾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这篇文章以探究宇宙与人生的本元问题，列举了东西方各家学说，认为“种种言说无非戏论。”因而“凡夫究元非藉正法（佛法）不得穷了。”“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所以它的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

蔡元培看到后，认为也是“一家之言”，经与陈独秀商议，决定破格请这位只有中学毕业文凭的青年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开始，梁漱溟谦辞，蔡元培诚挚地说：“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自己是爱好哲学的，我们还有一些爱好哲学的朋友。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的朋友中，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么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梁听后深为感动，欣然应命。

梁漱溟从1917到1924年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七年，先后讲授了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识论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课程。著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梁漱溟这时以“研究东方学”为名，在校内带头维护孔教。他所宣扬的“东方化”、“东方学”，是指中国的儒学和印度的佛学，主要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他到北大第一天就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他公开表示他自己对孔子“不仅不反对而已，我此来除去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后来他在北大发起成立了孔子研究会，参加创办《国故》月刊社，成为北大旧派中的一个活跃人物。梁漱溟晚年对于他在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的取向也承认：“我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与新潮流、新思想相距甚远，我对新派人物的种种主张，不赞同的甚多。”

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积极引进下，当时北大的旧派学者还有黄节、崔造、陈汉章等人，他们也都是国内知名的国学名流。

蔡元培在延聘教员的工作中，以热心与积学为根本标准，既广揽新派人物，又能容纳思想虽旧而确为饱学之士，这充分表现了他所具有的既能坚持原则又善于团结不同学派的高贵品质。陈独秀在蔡元培逝世后写的《感言》中曾称赞道：“一般的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的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认为这是追念他的人都应该服膺他的两点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