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上的文脉|为什么说云冈石窟是“世界的”？

山西，大同。

北魏平城时代，这里曾一度是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也是胡汉文化、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主会场。

这是一个战火纷争、动荡多元的年代，民族大融合，在不断地破坏与重建里继续着。在经历过“太武灭佛”的浩劫之后，公元460年，在今天的大同市武州山南麓，由僧人昙曜带领一众工匠开凿佛像洞窟的钎斧之声，很快便响彻整个中原北方大地，伴随佛陀神秘的笑容和一个王朝的锐意改革之气，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同文明和谐共生的永恒智慧之音，震烁古今。

这里便是云冈石窟，一处镌刻在武州山崖壁上的艺术圣殿，一座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智慧与文化精神的史诗丰碑。

石窟倚武州山崖壁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最高达17米，最小仅2厘米，其余动植物、花纹图案不计其数。

云冈石窟从开凿到结束共历时64年，不仅开创了中原地区石窟寺雕凿的先河，更因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被学术界誉为“云冈模式”，在胡貌梵相到改梵为夏的造像艺术演变中，开拓了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道路。

石窟早期的造像集中体现外来文化特征，以著名的昙曜五窟为代表，规模宏大，马蹄形平面，穹窿顶，造像以三世佛为主，主佛身躯高大，顶天立地，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其中，被公认为云冈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旷世佳作，亦即云冈早期飞天代表的第二十窟，融东西方雕塑艺术于一体，佛身挺拔壮硕，两肩宽厚，右袒袈裟质地厚重，衣褶自然流畅，呈现出明显的异域气息，颇具犍陀罗造像遗风。

到中期，随着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云冈造像也随之变得如汉人一般清瘦，衣饰表现出汉化之后的褒衣博带；

在云冈开凿的晚期，伴随北魏迁都洛阳以及鲜卑族彻底融入汉族的过程，洞窟雕刻艺术的多样性、世俗化倾向明显，民间造像呈现出细劲削肩、秀骨清像的整体风格，成为中华佛教“秀骨清像”风格的诞生之地。

除洞窟形制、佛像造型雕刻着胡汉杂糅、民族交融的历史内涵以外，云冈石窟中还有20余个洞窟雕刻有乐器图像内容，包括乐器雕刻500余件，除了中原汉式琴、筝、箫、笙及鲜卑大角，还有龟兹细腰鼓、波斯竖箜篌等，胡风汉韵，兼容并蓄。

无论是开凿内容，还是雕刻技艺，云冈石窟造像的一钎一斧无不显示出古印度犍陀罗艺术、中亚佛教文化与华夏本土审美的独特交融，并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文化影响力，证明了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地位。

云冈石窟是民族的，武州山被岁月雨水不断侵蚀的石刻上记录着的，不仅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权努力融入中原文化的艰辛进程，更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走向以及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特质的伟大见证。

云冈石窟无疑又是世界的，他与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文化自西域东传的辉煌历程息息相关，凝聚着各民族追求和平统一的社会共识，它的故事、它的价值，在千百后的今天，仍然启迪着人类心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提供着来自历史与文明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