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御故里】“一代医宗”黄元御：从儒者到医者

提起黄元御这个名字，想必知道的人并不算多，但在中医学圈内，黄元御却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不仅对后世中医学影响深远，且在清朝前期的苏、浙、岳、湘一带享有盛名，乃至“凡悬壶者，无不知有黄元御也”（王闿运《归里日记》）

三十而立之年命运突变

黄元御的前半生其实并不以中医名世，他是山东昌邑人，出生于清代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清代乾隆二十三年（1758），乃是明代名臣黄福的十一世孙。黄家系昌邑的名门望族，仕宦之家，黄元御本人则是一位标准的儒生——《昌邑县志》说他“聪明过人，甫成童为诸生，世推为国器”，《黄元御神道碑》说他“少负奇才，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可知像彼时所有的儒生一样，青年时代的黄元御原是以修、齐、治、平为志向，将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可以想象，如果不出意外，黄元御会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以仕宦为生涯，在从政之路上努力成就一番事业。

意外发生在黄元御三十岁那年，起因是黄元御偶患眼疾，不得已而延医就诊。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却因庸医误诊，服用了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造成了左目失明的后果，从而彻底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黄元御后来追忆他被“庸医损目”的经过，在《素灵微蕴》一书中所记甚详：“甲寅八月，时年三十，左目红涩。三日后白睛如血，周外肿起，渐裹黑珠。口干不饮，并无上热烦渴之证。延一医诊之，高冠严色，口沫泉涌，以为大肠之火，用大黄、黄连下之，不泄。又以重剂下之，微泄，不愈。乃意外有风寒，用滚茶一盆，覆衣熏蒸，汗流至踵，不愈。有老妪善针，轻刺白珠，出浊血数十滴如胶，红肿消退，颇觉清朗。前医犹谓风火不尽，饮以风燥苦寒数十剂，渐有飞白拂上，如轻雾濛笼。伊谓恐薄翳渐长，乃用所谓孙真人秘方，名揭障丹，一派辛寒，日服二次。又有熏法，名冲翳散，药品如前，煎汤热覆，含筒吹熏，取汗如雨，每日一作。如此半月，薄翳渐长渐昏，蟹睛突出外眦，光流如电，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病中虚，至今未复。”

由以上记载可知，黄家曾经延请过两位医师先后为黄元御治疗眼疾。其中，前一位医师以大黄、黄连之类的苦寒药来泻火，不见效果，又加大药量，但效果仍然不佳。而经过后一位善针老妪的治疗，黄元御的眼疾亦曾一度好转，然而，前一位医师却认为，黄元御眼中的风火未尽，便再度施之以风燥苦寒的药物，让黄元御一连服用了半个多月之久，终于导致他的左眼完全失明。更为严重的是，经过如此这般的反复折腾，黄元御的脾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以至“数年之内，屡病中虚”，留下了终身难以治愈的痼疾。

医者黄元御脱颖而出

在清代的科举制度中，但凡五官不正者，是不能踏上仕宦之路的——也就是说，左目失明的黄元御，其实已经失去了“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的资格，这对于自视甚高的黄元御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人生的理想突然化为泡影，平生的追求突然失去目标，黄元御失望至极、痛苦至深的心情乃是可想而知的。他后来曾经一再提起这段令他不堪回首的日子，多次以“慨世短而心长，念身微而愁剧”来形容他彼时失路徘徊的境况。既然失明已成事实，以科举进入仕宦的道路无法走通，那么，如何选择未来的人生之路，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骤然摆在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黄元御面前。

尽管前途变得一片茫然，但黄元御显然是不愿自甘沉沦的。当此时，他的好友、潍县名医刘太吉劝他学医，不禁令他眼前一亮，“本良相之心为良医，即活人之手而活国”，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彼时的黄元御既深受“庸医损目”之苦，继而深刻地体会到“药者，庸工之刀斧也”，而针对于“天下之民不死于病而死于医，以生人之道为杀人之具”（黄元御《四圣心源》）的社会现状，他也真正认识到做一名良医的重要性。尤其关键的是，医者既能够“补造化之缺漏，济民物之伤残，功与天地相并，术与鬼神通玄”（黄元御《杝元赋》），更与黄元御“扬天地之大化，继古圣之匡维，衷群言之淆乱，回苍生之颠沛”的人生理念不谋而合，实际上与儒者的功业并无差异。

古之儒士，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走通仕宦之路，尚有以下几条道路可供选择：其一，入幕为宾；其二，开馆授徒；其三，去做良医。事实上，儒而知医，在中国古代原是常见的现象，盖儒医同源，传统中医学本来即是儒学的一部分，儒学的根柢乃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基础。黄元御本来就熟读儒家经典，能够融会贯通，甚至达到了“百家诸子之论，率皆过目而冰消，入耳而瓦解”的境界，尤其是《易经》和《黄帝内经》，黄元御浸淫多年，可谓极有心得。所以，对于黄元御来说，由儒入医，几乎不存在任何障碍，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庸医损目”成为黄元御一生的转折点，自此之后，儒者黄元御成为过去，医者黄元御脱颖而出，黄元御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

悲欣交集的复杂情怀

从一个单纯的儒者，转而成为一个坚韧笃行的医者，黄元御一共用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间，黄元御闭门谢客，罄心渺虑，他认真地阅读了包括内经、难经、伤寒、金匮在内的历代中医典籍，发现“圣人之言冥冥，所以使后人盲也”，庸医之所以大行其道，其实是因为他们并未读通这些中医典籍。他因之以“一火薪传，何敢让焉”为己任，一方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另一方面发奋著书，乃至“午夜篝灯，心源默辟，擢笔灵飞，抚几神蓦，砉然天开，磔然理易”（《杝元赋》）。黄元御又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医学专著《素灵微蕴》，他不仅在此书中详细阐释了《内经》的微言大义，而且系统地论述了古典医著的基本原理和天人相应的关系，从而初步奠定了黄氏医学的基础。

身为儒者，黄元御曾经深受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影响；身为医者，黄元御以医学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证实医学理论，他在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同时，亦潜心于中医学理论的研究和著述。黄元御其实是抱着当初追求儒学的理想去追求医学的，他之所以殚精竭虑地著书立说，同样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的“三不朽”事业——的确，“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的人生理想，始终是黄元御后半生的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他在《素灵微蕴》自序中尝言：“悲夫！昔屈子、吕氏之伦，咸以穷愁著书，自见于后，垂诸竹素，不可殚述。使非意有郁结，曷能冥心于冲虚之表，騖精于恍惚之庭，论书策以抒怀，垂文章以行远哉！”他又在《伤寒说意自叙》中写道：“世之最难长者，得意之事，玉楸子（黄元御的别号）往往于失意之中，有得意之乐。若使得志，则必失意，若使得意，则必失志。圣人无全功，造化无全能，与其得志而失意，不如得意而失志。二者不可得兼，宁舍彼而取此。”一方面是自怨自艾，一方面是自我解脱，黄元御实是心有郁结，耿耿于怀，才终于产生了这种念兹在兹、悲欣交集的复杂情怀。

黄元御本来即是文章大家，他的文字酣畅淋漓、自成华彩，自不待言，即便置之当时的文苑也并不逊色。所以，黄元御的著述虽然是医学专著，却常常自述胸怀，将平生之际遇和一己之感受杂糅其中，使之别具机杼，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比如，黄元御既在《杝元赋》中抒发了“丘园散诞，松菊徘徊，慕仲长统之乐志，企赵元任之壮怀，晓云西去，夜月东来，挥落叶哀鸿之曲，倾梅花寒雪之杯”的隐逸情怀，在心灵深处保留一个“困则独善其身”的角落；他又在《伤寒悬解》自序中感慨自己客居江淮时，宾于刘氏荒宅中的“北枕长河，南踞崇山，修树迷空，杂花布地，爱此佳胜，低徊留之”的所谓“著作裴然之志”。这些文字既阐释中医学的原理，同时也无异于优美的散文，抒发胸臆，表达情怀，充分表现出黄元御曲折幽微的内心世界。

“天道”与“人理”，既是黄氏医学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他阐释人体生理与病理的两个切入点。在黄元御看来，人类的身体实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型宇宙，人类的健康则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交互作用，不懂得自然规律的变化，就很难弄清楚人体生长发育的变化、以及生理与病理的现象。所以，黄元御认为人类的生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他一再强调“未识天道，焉知人理”（《天人解》），“天道远，人理近，始欲与之言人理，人理玄，物性昭，今且与之晰物性”（《长沙药解》），并敏锐地指出：“前古圣人，尝草木而作经，后古圣人，依感复而立法，欲以生人，而后世乃以之杀人，由其不解人理，不解物性也。”在黄元御的意念中，“天道”与“人理”既是医学的概念，毋宁说又是儒学的概念，它们不仅蕴涵着黄元御的生命意识，同时也代表着他对于人生与社会的基本看法。

医术和声誉达到一生的顶点

乾隆十五年（1750）春，已有名医之誉的黄元御北游帝京，适逢乾隆皇帝有疾，众太医束手无策，经大臣们举荐，黄元御进宫诊治，药到病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赞誉。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妙悟岐黄”的匾额赠予黄元御，且赐予他御医的身份，至此，黄元御的医术和声誉均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随后不久，黄元御跟随乾隆皇帝南巡，在江、浙一带盘桓多日。当乾隆皇帝结束南巡、北上返京时，黄元御以托词请退，留在清江河院署中，继续自己医学专著的写作，并再次留下了悲喜交集的慨叹：“嗟乎！往者虞卿违赵而著《春秋》，屈原去楚而作《离骚》，古人论述，往往失地远客，成于羁愁郁闷之中。及乎书竣业就，乃心独喜，然后知当时之失意，皆为后此之得意无穷也。向使虞卿终相赵国，屈原永宦楚邦，则《离骚》不作，《春秋》莫著，迄于今，其人已朽，其书不传，两人之得意，不如失意也。”（《四圣心源自叙》）由此婉转表达了自己人生失意，却又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复杂心情。

其后数年间，黄元御频繁往返于京城与江淮之间，既不得不应对繁忙的医事，又时时惦记着自己的著述。黄元御在《四圣心源自叙》中这样写道：“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于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显而易见，伴君随驾的御医生涯并不是黄元御想要的生活，宫廷繁杂的事务更是严重影响了他的写作。随着因“庸医损目”留下的痼疾逐渐显现，彼时的黄元御经常会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既有太多的心愿未了，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他之所以执意去做“失地远客”，正是为了寻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年五十三岁的黄元御终于摆脱了御医的羁绊，返回了故乡昌邑。截止到此时，黄元御已经创作了十余种医著，另有文史杂著多种，可称著作等身，而他依然想有更大的作为。但是，命运留给黄元御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多年来不知疲倦的行医和著述，使他的健康遭到了严重透支，而“庸医损目”留下的痼疾，也开始频繁复发。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屡病中虚”的黄元御溘然长逝，走完了他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回顾黄元御的人生，从儒者到医者，无疑是一次最为重大的转折。而他的从医经历则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传统的中医学决非父子相继、师徒相传的“工匠传统”，而是一种学术传承；真正的医者也并非方术者流，而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仁爱之心”的儒家士子。所以，古人说：“徒通乎医者，庸人也。兼通乎儒者，明医也。”（《图注八十一难经序》）对于那些兼通乎儒者的明医而言，中医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了解身体，见病知源，也是了解外部世界的一种尝试。黄元御其实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证明了何为中国传统中真正的医者，何为中国传统中真正的中医学。

学中医技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