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喜仁龙

李哲

在一众北京老照片的摄影师中，我想喜仁龙是很特别的一位，他不仅拍摄，而且考察，进而研究，并形成了关于北京城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对于北京城墙城门的记录，令人印象深刻，由衷感佩。

1922年，喜仁龙来到北京，彼时的北京，正是北洋时期，近代化已经在这座古老的都城发端，但溥仪还住在紫禁城，我们今天熟悉并随意进出的著名公园，当时依然是禁地。

北京，正处在历史的蜕变期，新旧交替，古今杂糅。而喜仁龙，这位20世纪西方极为重要的中国美术史学家、首届查尔斯·兰·弗利尔奖章获得者，则从1920年起六次来华，以他对中国文化独到的理解，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赞叹。

他在华期间的考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支持，还曾与末代皇帝溥仪同游，得以深入禁廷，比较全面地拍摄故宫。他尤其对北京的城墙城门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在北京踏访了保存尚为完整的雄伟城墙，登上巍峨但有些破败的城楼，眺望整座城市，感受这座古城悄然变化的脉动，捕捉它亘古不变的讯息，并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给我们留下一个时空树洞，让我们得以一窥全豹。

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艺术的系统研究，他陆续写下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中国雕塑》《中国早期艺术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园林》等著作。

喜仁龙其实从未在中国久居，也并非专业摄影师，但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探索，比一般的中国通还要精深，比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外国摄影师还要系统。以近年来译本不下十种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为例，再读名篇，依然感受到这本书勃发的生命力，即使只保留图片，单纯做出一个图集来，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每一张图片都有其温度，审美视角独特，充满人文气息。除去一两张城门图片外，注解几乎没有错误，只此一点就超越了大多数曾记录北京的外国摄影师，并由此为今时的老照片考证提供了依据。更不必说还有一系列的测绘图，提供了相当精确的数据。

更为关键的是，他对北京城的记录是在1922年，“一战”结束，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恢复期，可以说很多对老北京的人文记忆，或者说北京城的历史意象，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在喜仁龙的书中，有着一位颇具历史情怀和审美眼光的外国人的凝望。在雄立于市井之中的高大城楼前，喜仁龙用相机记录下他的仰视。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属于过往时代的建筑，在二维空间内，依然裹挟着沉重的历史和人文气息，一呼一吸之间，夺去了我们的视线和心弦，只是回想它们存在过的身影和面对早已消失的现实。

还有部分建筑本体留存至今的城门，虽然我们还能目睹其个体的真容，但百年前的影像依然充满了冲击力，它们处于一个稳定自洽的人文生态之中，虽沧桑破败但多有依托。喜仁龙拍摄这些巨大的城门时，心里定然充满了美学冲动，眼里满是异域文明带来的滤镜效果。他虽然也做精密的测量，但整个过程依然是浪漫的审美和对古迹的凭吊占了上风，以至于我们在面对他的这本经典著作时，无法分清是在阅读资料还是在聆听倾诉，如同一见钟情的细雨春风，如同欣喜与遗憾交织的喃喃自语。

他在书中写道：“如果深入研究这些城墙，就会发现它们已经安静地见证了过去五百多年的历史，这里的石头和砖瓦，记录了这座城市从16世纪初期开始被逐渐塑造成当今的模样直到20世纪初期的历史。”“过去的十年间，这种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不能就这样笼统地认为先前的古都被巨大的改变取代了，也不能说这个古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落成了省会的贸易中心。我们的任务是记录与城墙和城门相关的景象，这些建筑仍在建筑史册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面对这些图片和文字时，没有时代的隔绝感，完全没有。这才是本真的时代记录和历史书写，怀着遗憾、忐忑但又步步向前，只是要在时代的印记消散前做如实的记录，在还能身处其中时做沉浸式的体验。

也许这才是我们要向这位前辈学者学习的，面对历史所抚育出的一切，都有一种敬畏之心和亲近之意，理解它们、记录它们、传承它们，风貌可以有所变迁，但精神不变，气质不易。在深刻的理解之后，做从容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