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是李政道“梦开始的地方” 老教授应和平吐露先辈二三事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张文利 孙磊

大洋彼岸，美国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浙江大学校友、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在美国旧金山的家中逝世，享年98岁。

在浙江大学微信公众号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李政道校友一生践行求是创新之精神，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他的崇高风范将永远激励青年一代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学高峰。”

8月7日，潮新闻记者采访曾任浙江近代物理中心主任助理的应和平教授。应和平1977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本科读到博士，并在物理教师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他和李政道先生有过多次交流。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时李政道（左）与路甬祥合影。受访者供图

只读一年不忘反哺母校

成立浙江近代物理中心

走入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记者在物理学院见到了应和平。他身着带有学校logo的深色POLO衫，步履轻快地乘电梯来到4楼：“由李政道先生发起并担任主任的近代物理研究中心，已经从玉泉校区搬到这里了，和他有关的老照片等历史资料也都在此保存。”

留言册上，浙大师生手写的一段段追忆饱含深情：“德配天地，光耀古今！”“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谈起这位德高望重的学长，应和平的话匣子打开了：“浙大是李政道‘梦开始的地方’！他1943年在贵州参加高考，考取当时在湄潭办学的浙大，我导师李文铸教授是1942年进校读书的，还有一位汪容教授是1941年入校的，他们三位当时在物理系是很要好的同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在时任浙江大学校长路甬祥的支持下，昔日的物理系三位同窗好友联手在母校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并一直由李政道任中心主任。

应和平回忆，李政道等前辈对中心的建设可谓筹谋已久。

“在1985-1987间，我跟随李文铸先生读博士，曾多次与师兄弟们一起到北京李政道先生提议创办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参加学术会议和相关活动，其中有一次就接到浙大校办的一个任务，把一份材料转交给李政道先生的秘书。材料内容大约是围绕要重振浙大理学蓝图和发展物理学科的未来打算。”应和平说，随后几年，老一辈物理学家之间多以书信沟通此事，而他参与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工作，如为中心采购办公家具等。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时李政道在留言簿上写下寄语。受访者供图

1991年6月6日，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正式成立，李政道夫妇亲自赶来浙大参加了典礼。李政道与路甬祥一起来到中心办公室看望青年科研人员，交谈合影。

“当两位前辈来到我和张剑波博士的办公室时，导师李文铸专门介绍了我俩的研究方向及取得的研究结果。当时李政道先生热情地鼓励我们，要踏踏实实继续做好研究工作。”应和平回忆。

2006年11月，应和平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里聆听李政道作《物理的人生》报告，随后下载报告PPT稿，回杭后发给浙大物理系青年学习。

到了2021年，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李政道亲笔写下寄语：“格物致理，求是创新。”

30多年来，在李政道的关心下，中心一直人才辈出，涌现出荣获三大物理学会等离子体领域最高奖麦克斯韦奖、阿尔芬奖、钱德拉塞卡奖的陈骝教授，2015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罗民兴教授……如今，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已成为我国最大的理论物理研究所之一。

实际上，李政道在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书就转去了西南联大，并没有获得浙大的毕业证书。但李政道对母校的感情十分深厚，在浙大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校庆之际都发来贺信。他深情写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浙江近代物理中心成立当天，李政道来看望青年科研人员，左一为应和平。受访者供图

最初考上的是电机系

受束星北影响转学物理

应和平还透露，很多人不知道，李政道最初考上的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但后来他一生与物理结缘，和当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有着极深的渊源。

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写的《序》里，李政道动情地写：“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老师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因此，李政道在入学后不久便决意转学至物理系。那会儿浙大一年级学生在永兴上课，束星北每周或两周由湄潭到永兴一天，为物理系的同学上自由讨论课。

李政道曾回忆：“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应和平接受潮新闻记者专访。

1944年暑期，受伤了的李政道随束星北去了重庆与家人团聚，并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为转学西南联大做准备。

李政道曾这样回忆在重庆的半年自学光阴：“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G.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

这为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迅速脱颖而出打下良好基础。1945年秋，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带两名年轻的助手一同前往美国学习原子技术，而这两名助手由他自己挑选。吴大猷挑选了1944年联大毕业留校当助教的朱光亚，以及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

1956年，李政道晋升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时年仅30岁，创下该校自1754年创建200余年来最年轻教授的纪录。1957年，年仅31岁的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对于束星北的物理启蒙，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1972年首次回国时，他第一个想见的老师就是束星北，多次询问束星北的近况并表示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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