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吗？（南阳李庚辰造谣污蔑谭其骧院士始作俑者）

前言：1990年谭其骧院士仗义执言论证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并题字，然而谭院士1992年去逝后被南阳李庚辰和南阳人造谣污蔑至今。1995年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直接反驳南阳李庚辰造谣污蔑！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籍贯浙江嘉兴，1911年2月25日生于辽宁沈阳。1926年进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1930年毕业；同年进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春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兼任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首批）。1990年，改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2年8月28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葛剑雄

1995年11月2日《中国青年报》所刊李庚其先生的《何必辨襄阳南阳》一文，本意或许是批评一些地方不择手段争夺历史上的名人，或者拉今天的名人为本地说话的不良风气；作者也说了一些劝襄阳、南阳双方不要再在诸葛亮故居问题上争执不休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自然应该欢迎。可是不必读完全文，李先生的真意就越来越明白了。原来李先生的批评只是针对襄阳一方面的，他的“何必辨”就是不许辨，就是不许对南阳是真的诸葛亮出生地提出任何异议，否则，事关二千万人民的利益，你担当得了吗？

正因为如此，李先生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在根本没有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把矛头指向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什么有人“经人一请，宾馆一住，据说只用‘讨论’了那么几天，就有‘老权威’一锤定音”;“那被称作能够‘一锤定音’的‘老权威’不是别人，竟是一个名叫谭其骧的老先生。”众所周知，谭先生已于。1992年8月28日与世长逝，不要说最近不可能如李文所说，就是生前也从来没有到过襄樊，或者接受襄樊方面的邀请在任何宾馆住宿过一夜。

作为谭先生的学生、生前的助手和他授权的传记撰写者，我了解的事实与李先生所指责的完全相反，在襄阳南阳之争中，谭先生的态度始终是严肃而公允的，充分表现了一位历史地理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长者对不同意见的宽容态度。1990年3月15日上午，襄樊市有关方面在上海召开学术界座谈会，谭先生与华东师大、上海社科院十余位学者到会，谭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肯定诸葛亮躬耕处应在襄阳的意见。3月17日，《文汇报》刊登了座谈会的报道。4月20日，《文汇报》将南阳方面的意见转给谭先生。5月21日，谭先生致函《南阳日报》周熠先生，在申述自己意见的同时，明确表示发展旅游与历史研究不同，南阳有卧龙岗，完全可以继续成为诸葛亮的纪念地。但不久，香港《明报月刊》根据“新华社电讯”,报道谭先生赞成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以至引起读者著文批判。为此，襄樊的丁宝斋先生在该刊发表《错批谭其骧》一文澄清事实，该刊亦致函谭先生表示歉意。对这场由谣传引起的争论谭先生只是一笑了之，从未介入。可见谭先生参加的只是一次在上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发表的仅仅是一位历史学家的个人看法。对南阳方面，谭先生也只是重申自己的意见，并无强人接受之意，更顾及了当地旅游事业的实际利益。如果没有所谓“新华社电讯”的出现，或许就不会有以后《明报月刊》上的“错批”和反驳。

退一步说，即使谭先生在五年多前发表了错误的意见，李先生也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不应写出“不自量力无事忙”、“稀里糊涂中沦为人枪”、“其‘权威’水平恐怕距离‘一锤定音’尚存在不小差距”、“不知这位谭先生自我感觉如何”一类讽刺、挖苦以至人格侮辱的话来。或许李先生真是由于“孤陋寡闻”,完全不了解谭先生是何人。但即使是对一位不相识的老人，难道不能用更文明的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吗？

或许李先生会觉得冤枉，因为去年夏天的确在襄樊市召开过一个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到会的自然会有“老权威”。既然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又在襄樊开会，自然免不了会议到诸葛亮躬耕地。李先生只是根据道听途说，张冠李戴，以为已逝世三年的谭先生也在其中了。不过我以为，李先生的批评还是找错了对象。

近年来，全国确实出现一股争历史上名人的风，凡与名人有关的地点都有不止一个地方来争夺，于是纷纷寻求历史学者、尤其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支持。也确实有个别历史学者，吃了，喝了，拿了，就千方百计为人家说话，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但首先应该批评的，还是少数地方政府的当权者。要不是他们肯花上十万八万，还有谁当冤大头让你吃、喝、拿？要没有他们的支持或操纵，历史上早有定论、今天学术界也无分歧的事怎么会引起新的争论？

对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是历史学家的权利和责任。历史学界内部的争辩，本来是十分正常的。可是在一些地方势力的介入和干预下，正常的学术讨论成了利益之争，历史学家如果维护某种结论或不赞成某一种意见就会受到非难，甚至像谭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在逝世多年后还会成为李先生的靶子。难道一定要历史学家三缄其口，对随意编造或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不闻不问吗？如果主张一种意见时就得考虑涉及多少万人民的利益，那么如果另一个地区的人口更多时，历史学家岂不应该马上改变观点吗？

所以，关键还在于各地的官员应该走出开发旅游、振兴经济的误区。古代的名人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发展旅游主要还是靠现实条件，振兴经济更不能靠老祖宗的余荫。无锡市兴建的影视基地三国城、欧洲城从来没有拉过一个古今中外的名人，是百分之百的“假货”,几年来光顾者之多、收益之大远远超过附近一些真正的名胜古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说，在商言商，中外企业家又有几个会冲着古代的名人来投资？如果把拉名人的精力放到本地的文化建设上去，将拉名人的钱用于发展教育，必定会有更好的效果。否则，就是把三皇五帝、历代圣贤都拉来了，也成不了旅游胜地，更不会就此脱贫致富。

不知李先生以为然否？

葛剑雄著《看得见的沧桑》[M].1998

李庚辰

世界上的事儿，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就比如南阳、襄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吧，从元，明以来，争了上千年，南阳人说诸葛亮“躬耕”不在别地，就在南阳;襄阳人说孔明“隐居”不在它处，就在襄阳。公理婆理各说各理，论据论证汗牛充栋，争论得沸沸扬扬一塌糊涂，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驳不倒谁，以至有位湖北籍的南阳知府顾嘉蘅不得不和稀泥说：“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没想到，今人比古人高明，“专家”比“官家”聪明，经人一请，宾馆一住，据说只用“讨论”那么几天，就有“老权威一锤定音”,将千百年来长期争论而没有作结的复杂问题来了个“一边倒”结论。这样，“痛快”倒很“痛快”,争论的一方也很高兴，只是未免简单武断了点。南阳人和别地不同观点的人至今不服，并且连篇累牍撰文批驳，就说明“老权威”虽然“一锤”砸了下去，却并未能够“定音”,不同的声音还在争鸣着。

现在，通过报纸文章的披露，人们知道了，原来，那被称作能够“一锤定音”的“老权威”不是别人，竟是一个名叫谭其骧的老先生。不知道这位谭先生自我感觉如何？即是否自我感到其“权威”程度能够“一锤定音”了？以孤陋寡闻如我者看，其“权威”水平恐怕距离“一锤定音”的程度尚存在不小差距。我倾向于认为：谭先生“一锤定音”之说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不会是这位学历史的老先生的自吹自擂，他大概不会，也不应那么狂傲轻薄，更大的可能倒是希望他能作出对自己有利、或对自己所倾向者有利的“一锤定音”的人的故意拔高，以此来为自己的利益或观点服务。殊不知，靠拉这样的“旗”作“虎皮”很难吓到任何人，更不要说吓倒手里拿有一大把证据的南阳人。那诸葛亮的自我交待：“臣本布衣，躬耕南阳”,那《三国演义》的小型张之所以终于未能问世，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倒不是要表明我倾向孔明先生躬耕地到底是南阳还是襄阳，而是深感于某些人的不自量力无事忙。诸葛亮躬耕地之争已有千年，始终没有结论。今后也很难有结论。而南阳人和襄阳人比邻而居，相安无事，倒是这争论引起了不少外地人的兴趣和关注，从而，同时提高了两地的知名度。这种文化现象很有意思，也颇耐人寻味。不知道有什么必要非要在今天判决归属不可。有的人眼光狭隘，念不顾此，不看事实，总想将名人佔为自家所有，而又拿不出过硬证据，无奈中求救于外援。一些老先生不明乎此，稀里糊涂中沦为人枪，实在是失察。要知道，诸葛躬耕地之争早已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这一笔上千年的糊涂帐不仅涉及到南阳、襄阳两地2000来万人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情感，更直接牵涉到两地的旅游经济利益。这种事关千万人心理、情绪，利益的事，是不能仅凭一人一家之言随便就“一锤定音”的。

我想，就是谭先生自己也未必会认为他有“一锤定音”的无边法术吧？而个别不明全局又不负责任的撰稿人根据一知半解便胡说八道，如果不是也想借机来个“一锤定音”,便是有意无意瞎搅和，添乱，帮倒忙。

(原载1995年11月2日《中国青年报》）